“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回避不了文物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和事业之间的‘度’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结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西安模式的经验，我体会，包括以文化遗产为内容进行创意，以曲江为核心向外辐射，以旅游为目的进行板块开发。”3月12日，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在行政学院举办的“厅局级公务员文化体制改革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讨班”上，向学员们介绍西安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好多事情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或做法，大家都在探索，容易有争议。”段先念说，“比如提到以文化遗产为内容进行创意，有文物专家说，遗产不能创意。”

近年来，融合文化旅游、会展、影视等多种产业，体现为“文化资源+旅游产业+城市价值兑现”的“曲江模式”虽经社会各界讨论，依然争议不断。伴随着争议，“曲江模式”早已走出西安，成为陕西省甚至全国其他地区效仿的对象。

段先念说：“文化遗产要保护，也要利用好，科学利用好。”

《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强调“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

“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回避不了文物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和事业之间的‘度’需要进一步研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调研员岳志勇说。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成为学员们热议的话题。

“会不会造成假古董泛滥？”

1982年11月，《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颁布之时，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文物保护正受到城市建设、旅游开发等活动的冲击。关于文物工作是保护为主，还是利用为主；是保护与利用并重，还是保护为主、利用为辅等问题，一直是改革开放后文化遗产工作讨论的热点。

1992年5月，国务院在西安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的新时期文物工作方针。1995年9月，全国文物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

2002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200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

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

“讲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可也有人说，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个问题上认识还不统一。”3月14日，研讨班学员、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明在讨论中说。

研讨班学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何洪说：“文物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文化遗产的利用，可以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社会效益方面，可以进行科学研究、满足国民教育和人民大众艺术审美的需求。在经济效益方面，文物在旅游产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说：“非遗合理利用，要在不破坏非遗自身规律的前提下进行，过度开发不行。比如有些民俗是仪式性的，天天弄，成表演了。”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而从部分地区的现实状况看，一些将文化遗产、景点和旅游相结合的投资项目中，多有房地产开发商的投入。这引发了研讨班学员的讨论：“会不会造成假古董泛滥？”

有学员建议，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要建立“公共财政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一方面要明确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另一方面要激发社会投资参与的积极性。

研讨班学员、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彭卫国说：“文化遗产关系长远，但地方投入容易急功近利。开发商有社会责任，但他们也关注资产升值，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让开发商直接投入，容易造成破坏性开发。”

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评价西安的“曲江模式”。研讨班学员、财政部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胡帆认为：“西安市敢于大胆尝试和创新是对的，具体做法上需要进一步研究。”

“曲江模式”是与非

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的文化遗产具有时代延续长、分布范围广、类型丰富、级别高、价值大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安的城市扩张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

2005年，西安市提出“唐皇城复兴计划”。段先念介绍说，这个计划，要求按照“走进历史、感受人文、体验生活”的思路，努力使隐性文化显性化，让地下的走上来，让书本里的走出来，让死的活起来，使之成为可读、可视、可感、可消费的文化产品。

段先念说：“西安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投资，每年都在200亿元以上，只有1亿元来自中央、省、市三级财政，剩下的都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市场运作解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我认为这在全国范围是能拿得出手的。”

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试验田”是曲江文化产业示范区。从2002年起，曲江相继规划建设了唐大慈恩寺、唐城墙、唐芙蓉园、曲江池、曲江寒窑、秦二世陵等遗址公园，以及电影城、美术馆、音乐厅、大剧院、陕西文学馆和民间艺术馆，包括大雁塔北广场、贞观文化广场等在内的系列文化广场。

西安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来自政府财政、文物局专项资金和社会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经济模式是什么？通俗地讲，是找到盈利模式。”段先念说。近年来，曲江建设了遗址公园、文化广场周边地价上涨，“土地升值是城市价值兑现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遗址公园建成，不要门票，这是给了城市回报。”

“过去西安给人的印象是，文物很多，但是很穷，城市破破烂烂的，因为好多地方是遗址，不能动。现在把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民生和旅游结合起来，把几个对立的矛盾化解了。”段先念说，“西安连续三年，旅游人数每年增加1000万，去年达到了6000多万，这让市民和政府都看到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性。

2011年，陕西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为367亿元，西安市占了250亿元，达67%。西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6%以上，已经成为当地支柱性产业。

“西安文物多，过去是累赘，现在利用好了，大家都在抢。未央区遗址多，以前大家都怕去那里当官，因为统计数字上不去；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争着去。”段先念说。

争议首先来自文物领域的专家。大明宫遗址公园要发展旅游，计划放置一些雕塑和椅子，遭到文物专家的坚决反对。建设方只好放了一些石头，起到石凳的作用，和文物专家“捉迷藏”。

西安市在建设遗址公园的同时，在周围开发商业地产项目，招来了“文化搭台、地产唱戏”的质疑。而一些旅游项目则被认为“开发过度”，城市中大量出现的仿古建筑被认为是“假遗产”、“假古董”。争论还在继续。

798艺术区的商业气息

“现在外国游客来到北京，据说有三个地方是一定会去的：故宫、长城和798艺术区。”3月15日下午，在北京市798艺术区内，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博士马秀莲介绍说。

2002年，前身是国营无线电器材厂的798由工业区变为艺术家聚集区。2003年，798艺术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现在，798艺术区已经成为世界上的艺术区之一，也是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范例。

工业文化遗产由那些在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方面有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组成。798艺术区所在地是当年718联合厂的第三分厂，718联合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的600个大项目之一，民主德国工程师负责厂房设计和施工，采用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包豪斯建筑风格。在亚洲，保存至今的包豪斯建筑已寥寥无几。

改革开放后，718联合厂大片厂房闲置。2001年，中央美术学院迁至附近，“美院的师生要从事城市雕塑等创作，需要较大的空间，正好798有这样的闲置空间。”北京服装学院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常务副主任易介中介绍。

包豪斯建筑室内采光良好，无阴影，符合艺术家创作的需要。国内外一些艺术家陆续在798建立了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区逐渐形成，成功实现了由工业区向艺术区的转型。

798艺术区的艺术作品大都“反叛现实”，“这让境外人士很惊奇，他们没有想到，中国还有这样思想活跃、艺术自由的地方。”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祁述裕说。

2004年以后，798艺术区地价一路上涨，业主一度想将艺术区整体出售，用作商业开发，遭到艺术家的抵制。2006年，798建设管理办公室成立，代表政府行使艺术区管理职能。2007年，798艺术区被列入北京市重点扶持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798艺术区是自发形成的，事后政府才介入管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说，“798是国际热点，是国外看中国改革开放包容度的窗口，不管不行，管死了也不行。”

随着地价和房价的上涨，798艺术区内，餐饮、休闲娱乐场所越来越多，展示空间、画廊等场所则在收缩。“有人说，798是工人来了，农民走了；艺术家来了，工人走了；商人来了，艺术家走了。”马秀莲说。

798艺术区建立了艺术家、业主和管理办公室三方参与的管理架构。面对强劲的商业驱动力，管理办公室为艺术创作的场所提供更便宜的租金，试图放缓798艺术区商业化的速度。

有人提出，是否应阻止商业用途压缩艺术家的创作空间？易介中说：“政府与艺术家之间要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要尊重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艺术家不需要特别保护，不是弱势群体，798艺术区周围已经出现了新的艺术聚集区，不用担心艺术家没有地方创作。老工厂可以改变，798为什么不能变？”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