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5月6日第B02版，作者：盛韵，原题：《杜赞奇谈中国传统中的“普世精神”》

当中国沉醉于“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之中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杜赞奇（PrasenjitDuara）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霸权，而是更公正的世界愿景。近代的普世主义从康德起一直延续到马克思，曾是理念、原则和伦理的源泉，但这种思想资源后来逐渐让位给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从古代东方思想的历史资源中寻找普世伦理和超越精神，也许能够为的个体如何与其所生存的环境相联接提供一些借鉴。

在这个时代的语境里，“普世精神”被泛政治化了，但普世精神应当不仅仅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概念吧，比如说我们可以诉诸中国传统？

杜赞奇：有些人可能会完全拒斥历史上的普世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历史是断裂的并且是有差异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严肃对待普世主义，因为这代表着理念和原则的源头。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在它缺席的情况下运转。现代世界之所以濒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危机，是因为现代普世主义从西方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却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讲普世主义？在我看来，民族的格局和整个世界之间越来越不协调，所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世界观念的支撑。民族的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国际联盟组织，以便共同处理超越的问题。可是我一直说，以民族为基础的联合国无法达到它的理想，因为民族为了在全球竞争中维护自身的主权利益，总是会系统化地推卸自己对世界的责任。而民族为了在这种竞争性的世界秩序中生存，必然会发展出一套非常强的自我/他人对立的政治身份（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例子，所有人都要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战胜敌人而奋斗。

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改变了民族和全球化之间的格局。利益相近的开始结盟，新自由主义使得将公共资源逐渐私有化，这一切令民族和全球性之间本来不协调的关系更加剧烈了。本来应该负责长期发展项目的和地方管理机构受新自由经济目标的左右，开始追逐利润化。利润化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这已经无法靠一国一地的政策去解决。生态不稳定会影响水源和农作物，这些问题是无国界的，为了表述并处理这些问题，民族不光要与他国合作，而且必须与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分享主权。

在我看来，中国必须对这种根源性的失调状况有所回应，并从历史传统中或是新型普世主义概念下发展一种世界性的理念。我在这里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词，指的是所有人类都属于某个社群。这种归属感能够与其他身份认同的社群分享（如地区、或宗教），一个世界性的社群必须能够与相近的其他社群分享主权。换句话说，一个世界性社群的机构或代表必须能够在政治社会的某些领域中作出关涉主权问题的决策。

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传统的“天下”体系很有世界性。

杜赞奇：中国的“天下”理念可能是存活到十九世纪末的一种古代世界的普世主义。历史上大部分帝国文化都有来自超越体——要么是上帝，要么是一种非人化的创造，比如“天”——授权的普世理念，这样才有正当性。在这些传统中，超越体成为普世伦理的认识论权威，所以伦理能够让社会更好地组织运作，并且能够对人民提出自我牺牲的要求。

中国学者里积极地提倡将“天下”体系作为新型全球秩序的是赵汀阳。他在一篇论文中叙述了天下观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年的商周过渡期。周作为一个权力有限的政权，却成功管理了一个疆土大得多的帝国，因为它以一种世界眼光来管理，将天下政治置于地方之上。赵汀阳还认为，天下模式在当代的拓展应包括：一个世界政府控制更大疆域的领土和军队，其附属国应承认世界政府以获得合法性，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在其他大部分事务上保持自治。文化帝国不是基于强力和自利，而是使用礼制作为手段来限制自我及其利益。天下是一种等级制的世界观，秩序高于自由，精英治理高于民主，政治机构有高低之分。

威廉·卡拉汉（WilliamCallahan）批评了赵的观点，他认为从赵使用的《老子》、《庄子》等文本中无法推导出自上而下的治乱方式。老庄所讲的“乱”，代表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多元秩序”，不是那种要求上方发令的混乱。此外，王铭铭还指出，天下观不能以一种方式去理解，应区分秦统一前后的两种变体。的确在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天下”失去了“和而不同”的特质，而变成了帝国规则。赵汀阳在后来的文章里承认秦以后的“天下”理想被扭曲了，但他依然认为天下体系的核心在于自上而下的政令。我觉得这很成问题，如果单靠礼仪秩序本身能让政治领导施行仁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假设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人的概念，以及学习修辞呢？退一步说，算礼仪制度在周朝运转良好，我们还需要考虑宗族关系等其他控制资源、平衡权力的复杂因素。

如果说要将天下体系这种古代体系搬到当下，更怪异了。如果政治体系不是基于民主选举，我们不知道谁会代表世界政府及其掌管的巨大资源。正因如此，卡拉汉怀疑这种普世主义形式所代表的不是后霸权时代的理念，而是一种新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