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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历史文化的源、脉、品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4-4-30 13:02:39  点击:2095

 

  策划:严克勤  执笔:蔡家彬

  传统文化和传统历史,蕴含着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只有了解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才会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现代社会,文化成为一个、地区的“软实力”。软实力是重要的综合竞争力,“长三角”胜出“珠三角”,重要一条是教育,是人文素质。

  文化,形成不同地区的特色。无锡倚山临湖、通江达海,“水性使人活”、“山性使人实”,太湖山水润而不媚、秀中见雄,形成了“包容、通达、务实、诚信”的无锡文化。九龙山上开掘十三泉,可以消除“王气”,却灭不了无锡的灵气,无锡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何止“三斗六升”。处“江湖之远”,无锡涌现了一大批忧国忧民之士,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无锡文化特色。

  无锡文化之源

  长江、黄河文化结合。无锡建城的历史三千年,但史前文化可直溯八千年前。无锡彭祖墩、江阴祁头山、宜兴骆驼墩考古成果表明,早在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时期,无锡已有丰富的史前文化。江阴出土的用于祭祀的玉琮,一毫米内刻有数条纹线,软玉硬似金属,刻功令人惊奇。长江史前文化特色在民生方面,稻作文明、蚕丝起源、苎麻织品、生漆利用,长江流域皆早于黄河流域。黄河文化是王族、皇室文化,多年占主流地位。但争王争霸,连年战乱,破坏了生产力发展,随着住民的南迁避乱,经济中心逐步南移。周朝泰伯奔吴、南北朝北方战乱、唐朝安史之乱、宋朝南渡四次人口大规模南迁,把黄河文化带到了江南。泰伯在无锡兴修水利,带来了社会化生产技术。无锡是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结合,无锡文化早于吴文化。“三让王位”之说值得研究,“尔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泰伯奔吴后近百年,其后人方得周武王封吴君,是“避”是“让”还值得考证。

  “民本”思想。长江流域的非主流文化造了“民本”思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孟之道中有关民生、民本思想在无锡籍官员身上得到发挥。“民唯邦本、本固邦兴”,恤民德政成了这些人士施政思想。历史上无锡出过四个宰相,皆以民生为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悯农》诗的作者李绅是无锡人,唐开成年间入京为相。宋高宗时“南渡名相”李纲出将入相,数度起用又数度被黜,李纲以“病牛”自勉:“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一生操劳抗金大计、指望延宋祚、“庇烝民”。李纲对宗族的遗训条是“民持财以生,犹鱼持水以活”。清雍正、乾隆年间,无锡人嵇曾筠、嵇璜先后入阁,专务黄、淮河道治理。“民本”思想还激励无锡人士挑战皇权,“锡谷四谏”顾可久等抱着“无惮杀身”之志为民请命,东林志士以“忠臣死社稷”的理念杀身求仁,士大夫气节令人钦佩。

  “实学”、“实业”思想。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时,中国在讲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进行“造神”运动---把孔夫子抬到了天上。统治明代思想界的是王阳明“心”学,王阳明(1472-1528)与马丁•路德(1483-1546)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王学后期在哲学上效佛教禅宗“即心即佛”,鼓吹“心即理”。经济上主张“重本抑末”,伦理上强调“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针对“心”学的“虚空”,东林学派在理学内部揭竿而起,主张“工商皆本”、“惠商恤民”、“经世致用”、“义利双行”,被后人尊为“实学”。鸦片战争后,民心思强,外交家、维新思想家薛福成大胆提出“以工商为先”,“寓强于富”。近代,无锡薛、杨、荣、唐、周诸家奉行“实业兴国”、“实业报国”,兴办民族工业,使无锡迅速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五大工业城市之一。实业兴旺同时,形成了无锡特有的“实业文化”。针对传统的“耕读”思想,无锡诸望族多有“(后人)不宜为官”的家训,主张“读书”、“办实业”,“百工百业,皆可有成”。

  无锡文化之脉

  文脉。文学界有“三学”---“选学”、“钱学”和“红学”,都与无锡相关。“选学”研究昭明太子编文选。一千五百年前中国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曾在江阴顾山香山寺选编,南梁太子萧统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把文学与“经、史、子”区分开来,收集先秦至南梁文学作品七百余篇。昭明文选成为唐朝及以后科举教育的教科书---“文选烂、秀才半”。萧统还在顾山红豆院留下一段凄婉缠绵的恋爱故事,历代文人传唱至今。“钱学”,专门研究钱钟书。国学大师钱钟书,博学多才、博闻强记,精通多国语言,毕生“横扫清华(图书馆)”。他以强烈的现代意识统领文学研究,不仅使“西学东渐”,而且也使中国学“西渐”,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其65岁完稿的《管锥篇》引用了四千余位著作者上万种著作的数万条书证,旁征博引,纵横开阖,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海峡另一岸国学大师钱穆也是无锡人,创办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一生有关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诸子研究等著作一千七百余万言,毕生“以史证经”、“以史证子”,学术思想主张“和合与同化”、“天人合一”。九十二岁时在台湾素书楼为学生讲一课,告别杏坛,赠言学生:“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惜乎一湾海水相隔,失去叔侄切磋良机。红学,上世纪四十年代王昆仑有红学专著。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也是无锡人,一生“红学”专著凡二十余种,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戏曲史等方面也多有著述。近日辽宁学者考证提出《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吴梅村。吴梅村广交江南名士,与无锡秦松龄、“明末四公子”及“秦淮八艳”有交往。寄畅园秦家深得康熙恩宠,雍正初被抄家,乾隆初才恢复,曾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又有被抄被黜之辛酸,后人更有“兰桂齐芳”的际遇,有着与《红楼梦》极相似的经历,“吴梅村作者说”为红学研究留下丰富想象和考证空间。无锡人文学上有地位,唐代李绅与平民诗人白居易共倡“新乐府”运动,“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无锡人尤袤与陆游等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宋末元初宜兴人蒋捷的《竹山词》影响明清词坛,顾宪成的曾孙顾贞观与宜兴陈维崧等并称清初“词家三绝”,孙洙选编《唐诗三百首》,徐霞客的游记文学有地位,钱泳的笔记小品有名。

  画脉。“山水有清音”,受太湖山水薰陶,无锡画家多师法自然,讲究“神韵生气”。东晋顾恺之被画坛尊为“画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之称。顾擅画人物,注重“以形写神、神形兼备”,尤重“点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传说他画维摩诘像,一点睛画像好象活了。作《洛神赋图》,洛水女神的神韵气质得到充分发挥,“肩若削成,腰似素约”、“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顾恺之还开绘画理论先河,集画画、论画、评画于一人。元代倪云林的画,格高思逸,乾隆评说:“元明大家,独云林格韵尤超,世称逸品”。其画多平山远水疏树瘦石,“一石一木,自有千岩万壑之趣”,意境清远、简洁、超逸,惜墨如金的简约画风一扫绮靡尘俗之气。王绂的墨竹,邹一桂的百花,吴观岱的松壑鸣泉、胡汀露的花鸟,徐悲鸿的奔马,陈旧村的游鱼,钱松岩的山川、秦古柳的黄山等,无不源于对生命之观察入微。徐悲鸿力主中国画改良,一反清代拘于守法守旧的画风,反对摹古师古,提倡凭实写实,开“现实主义”新风。

  乐脉。“以乐传辞”、“以文化乐”,吴地早有音乐传统。《三国志•周瑜传》:“曲有误,周郎顾”,说明周瑜精通音律。《晋书•乐志》:“吴声杂曲,并出江南”。江南丝竹,以“小、轻、细、雅”著称,“三丝一竹”可组成一个乐队,“今夜闻君丝竹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江南丝竹有三个来源:昆曲曲牌、道教音乐、吴声歌曲。首先是昆曲,“无锡曲道之盛,自明季已然”。昆山魏良辅改革南曲,余怀在《寄畅园闻歌记》文中有记载:“转喉押调,度为新声”,后称为“水磨腔”。参与昆曲改革的,有“善吹箫管”的无锡人陈梦莹、顾渭滨、吕超涓等。昆曲由于明朝廷的重视而盛行,家庭戏班、曲宴、曲社蔚然成风。明万历年间,无锡人邹迪光的邹园拥有的两套戏班子为江南,“优童数十,极一时之选”,据考曾上演全本55出《牡丹亭》。邹迪光与汤显祖同年生日,交往甚深,著有《临川汤先生传》。寄畅园秦氏也蓄有昆伶家班,秦瀛《梁溪杂咏》中曾记有袁于令到秦家观演昆曲《西园记》的逸事,当时有“船过梁溪莫唱曲”的传说。崇祯年间,无锡曲友创天韵社,发展到同光年间,“社中曲友善度曲器乐者,多至七八十人”,天韵社绵延三百多年。无锡人吴畹卿“精音韵,善度(作)曲,工三弦、琵琶、曲笛(定音笛),为梁溪清曲之集大成者”,光绪年间起主持天韵社凡五十年,梅兰芳曾受教于门下,晚年弟子有杨荫浏等。嘉庆二十四年,无锡人华秋萍集南北两派之大成,编成并刊行我国部《琵琶谱》。无锡人朱勤甫11岁即学习道教音乐,创作“苏南吹打”鼓曲,1947年获得“南鼓王”美誉。华彦钧(阿炳)首创“托音二胡”演奏法,创作手法上突破道教音乐的程式化,“依心而作、随感而发”,“融情入琴”、“以情带声”,《二泉映月》融入民间说唱、道教“梵音”和广东音乐的乐汇,吸收昆曲套曲和道教音乐“起承转合”的结构,以引曲、正曲、尾声以及主曲循环、节奏变化、强度变奏等丰富了表演手法,以琴声倾诉社会不平和对光明的向往,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评价“有断肠之感”,被誉为中国的“命运”交响曲。刘天华借鉴西洋音乐原理改革传统音乐,使二胡定弦定音成为“主音二胡”,首创音乐二胡专业,旋律创作采用调式、调性变换,为民族音乐走向世界打下基础。刘天华还是用五线谱为梅兰芳记谱人。民间小曲滩簧(说唱)也是无锡音乐的源泉。光绪年间无锡艺人袁仁仪从游码头“唱春”开始,孤琴只身闯上海,1921年首创无锡滩簧龙凤班,首演“同场戏”《珍珠塔》,1927年与常州周甫艺合作,推出“常锡文戏”,是锡剧的创始人,在戏曲音乐方面多有建树。

  无锡文化的

  惠山泥人---文化遗产。惠山泥人闻名世界,被誉为“富有东方色彩的民间工艺品”。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送给总统卡特的礼品是惠山泥人厂的“京剧脸谱”。迄今已有23位外国元首级人物访问过惠山泥人厂。惠山泥人已走向世界,曾到多伦多、法国等多个展出,出口欧洲、日本等十多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喻湘涟、王南仙的手捏戏文去年年底在台湾展出,引起轰动。

  惠山泥人起自唐宋而盛于明清。1954年开挖“映山湖”出土汉唐代陶俑,造型很像早期泥人“大阿福”、“和合二仙”,工艺传人王士泉家谱说明四百年前已有惠山泥人。惠山泥人源自佛塑艺术,佛道彩塑技术可追溯至北魏。惠山寺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传说早有佛塑艺人在惠山附近定居。北方“泥耍”技术是又一来源,宋代南渡,把“泥孩儿”(摩睺罗)塑像带到南方,事见《老学庵笔记》和《得树楼杂钞》。乾隆南巡到无锡,命艺人王春林做泥孩五盘,甚是合意,惠山泥人名传全国。同光年间,惠山街有泥人店铺三、四十家,艺人周阿生善塑神仙佛象,其代表作《蟠桃会》曾被地方官员作为向慈禧贺寿的贡品。惠山泥人终胜出苏杭等地,一是“惠泉山下土如糯”,二是每年佛会、庙会、花会、香会、游山造的市场,三是昆曲的盛行丰富了创作题材。明清时昆曲普及并成为平民文化,惠山地区愚公谷邹家、寄畅园秦家都有的家庭戏班,泥人艺人中多戏迷,戏剧故事为手捏戏文提供了素材。艺人丁兰亭善手捏戏文,作品题材多出自昆剧,“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一招一式,眼目传神,惟妙惟肖。善手捏戏文的还有艺人秦仁金,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捏制一套反映“张大老爷出会(庙会)”的大型泥塑,共上百个人物组成,人物气态、神情栩栩如生。

  惠山泥人取材贴近民众。和颜悦色、眉清目秀的“大阿福”代表无锡“笑”的文化,和善宽容又坚定自信---笑嘻嘻地降服邪恶。惠山泥人工艺有“三分彩、七分塑”之说,已总结出“捏塑十八法”和“彩绘七法”。手捏泥人讲究神韵气质,以形传神,工艺重造型、线条、“开相”和配色。京剧内容色彩艳丽,“鲜红娇绿白净”突出“闹猛”;昆剧内容则色彩相对文雅,或恬淡、或含情,形象生动,“一样娥眉夕照妍,桃花含雨柳含烟”。大众作品虽被称为“粗货”,但“稚拙之中有灵气,质朴之中有哲理”,同样受人民群众喜爱。惠山泥人擅长塑造人物形象,即席塑像是惠山泥人又一绝活,艺人高标曾为蒋介石即席塑像,被神传为“在衣袖里塑像”。柳成荫曾为西哈努克等即席塑像,被香港大公报称之为“东南神塑”。陈荣根曾为霍克塑像,生继兰曾为蒋纬国塑像。惠山泥人历代传世之作有陈阿兴的《三十六行》、蒋子贤的《贵妃醉酒》、高标的《关公夜读》、柳家奎的《洛神》、王士泉的《京剧脸谱》等。近年惠山泥人从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创新。作品《醉八仙》、《渔翁》、《福子》、《金童玉女》、《春花》等获天马金奖或部级奖赏,《惠山阿福》、《清明上河图》、《庙会》、《高僧论道》、《魁斗星》等被博物馆、美术馆、工艺美术馆、图书馆等收藏,其中《清明上河图》是近年民俗题材的又一力作,有人物300多,道具数众,堪称传世巨作。2003年,惠山泥人进入中国美术馆藏品陈列常设展。“中国娃娃”走进了跨国公司广告,甚至进入了音乐。

  紫砂陶艺---红火国际艺术品市场。近日报载,“重庆惊现明朝供春壶,标价1800万元”,古玩市场又一次掀起了宜兴紫砂热。供春,又名龚春,明代正德年间宜兴紫砂艺人,与时大彬、陈鸣远并称为紫砂壶三妙手,他们的作品都是国宝级艺术珍品。宜兴紫砂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出口名家作品,八十年代起港台形成收藏狂热,紫砂陶艺这一艺术奇葩也逐渐被人再认识。

  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考古发现5000年前丁蜀镇附近会烧造灰砂红陶。紫砂壶兴起于宋代,早在宋时,宜兴丁蜀已形成制陶中心,经普查,现发现古窑6处,隋唐3代窑9处,宋元窑20处。1974年丁山羊角山发掘出北宋古窑,印证“东坡壶”不仅仅是传说。紫砂壶在明代由于皇室消费、陶瓷工艺发展、士大夫饮茶改为“沏泡”而得到推广。现存的时大彬三把制壶分别从江都、无锡等地古墓出土(另外13把壶真伪尚有争执)。宜兴紫砂壶十七世纪时远播东洋、南洋、西洋。文人的介入和文化品位的提高使“字随壶传,壶随字贵”---“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

  紫砂陶素面素心,充满人文气韵。造型讲究“形、神、气、态”,巧不如拙---质朴、文雅、简约忌浮艳。铭刻是工艺与文化的结合点,综合哲学、文学、书法、绘画、金石、镂刻、考古等多方面知识,“诗书画印”,寄托精神。紫砂陶以“内秀”见长,铭刻具哲理人文,意味隽永者为佳。近年紫砂雕塑、文房雅玩、壁挂、壁饰等与紫砂壶同步发展,融入了现代雕塑原理,出现了《雪舟学画》、《煮酒论英雄》等一大批创新作品。

  明清二代记载紫砂陶艺的著述凡16种,记载明代金沙寺僧以来,紫砂有名的工艺大师计140多人。徐秀棠《中国紫砂》记载有考的明清大家8人,民国8人,上世纪五十年代7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5人,省工艺美术大师4人,省工艺美术名人10人。1915年起,在旧金山巴拿马国际大赛、芝加哥博览会、莱比锡博览会上获奖多人。紫砂工艺人才车载斗量,无法胜数,紫砂陶艺,前途无量。

  寄畅园---山水园林之。中国园林艺术是自然环境、建筑、诗画、楹联、雕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园随于诗,因心造境”,园林艺术代表艺术的极高境界。园林集诗文画意于一体,筑园名家集诗人画匠于一身,赏园之人,也须有“林泉之心”,方能领略古典园林清逸高尚的意境。

  无锡历史上曾有三个胜绝吴中的名园:元代倪瓒的清閟阁、明代愚公谷和寄畅园,可惜前二者已不存,但历史资料记下了当年的盛况。清閟阁位于无锡衹陀里(今东亭仓下中学旁),占地约90亩,倪瓒以画家“断山截谷”法构思筑园,挖池堆山,池名“广沼”,清閟阁、云林堂、清阳堂、萧阳馆、水竹居、听秋轩、雪鹤洞等十四景建筑绕池展开。园内遍植松竹桃李等树木,尤有千株梧桐,倪瓒有“洗梧(洗吾)迎客”的癖习。倪瓒于园林立意布局深有研究,苏州狮子林大修,倪为其规划,画有《狮子林图》,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

  愚公谷---邹园主人邹迪光“工诗文,善绘山水,力追倪瓒”,明万历十五年始建园,经营十余年,形成60景。张岱《陶庵梦忆》有记述,认为“其园亭实有思致文理者为之”,“堂不层不芜,树不配不行”,其旧址在现映山湖周围,占地约50亩。邹迪光在《愚公谷乘》中提出“园林之胜唯是山水二物”,“吾园本于天而亦成于人者也”。愚公谷是明代四大名园之一,开山水园林之先。

  寄畅园于明朝嘉靖六年始建,明万历二十年修建、取意王羲之“寄畅山水阴”,改园名为“寄畅”。寄畅园秦氏明清二代多人入朝为高官,清代康乾百年间皇帝十二次临幸,雍正年间被抄家,须臾祸福使秦氏家族阅历官场险恶,后人更感山水有情。 

  康熙元年,秦氏礼请当时造园名家张涟、张钺叔侄再建寄畅园。张涟“师法倪瓒”、“识画理、知画脉”、“善以山水画意造园叠山”。改建后的寄畅园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幽致,又直接引借天然山水,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山水园林。乾隆认为“江南诸名胜,唯惠山秦园古”,多次游览仍感不足,下令在清漪园(颐和园)内仿制了一座惠山园,后改名“谐趣园”。

  无锡园林似“闲云野鹤”,不愿与“壶中天地”、“咫尺山林”为伍,寄畅园是一幅大写意山水,其立意、选址、布局、造景及借景都在园林建筑史上有地位。立意:“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突出“山水有清音”。选址:傍山邻梵,“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布局:以镜池(锦汇漪)为中心,东廊西山南树北房,曲岸回廊,山下有山,园中有园。造景:垒石、理水、引泉、借景。垒石:西山用惠山土石,似惠山余脉,九狮台假山仿倪瓒《九狮图》,美人石似古代仕女临镜梳妆。引泉:以暗渠引惠山泉水入园。理水:锦汇漪以三座小桥隔断,“藏源”手法使池水似有无限活水源头。借景是寄畅园筑园特色手法:远借锡山龙光塔,近借惠山万壑松风,邻借禅院钟声,仰借山色,俯借池景倒影,一鉴池塘,天光云影、树木花草、亭榭廊轩皆有影,游人移步换“影”。

  “绘画是造园之母”,寄畅园是一幅幅天然图画。雾锁春山、夏雨滴翠、秋叶醉红、雪树银花,四季之景不同。朝阴夕辉、午时花影,云起秋晚,蕉窗夜雨,四时之情有异。高槐古朴、嘉木繁荫,蝉噪林静,泉声入寂,令人顿悟禅意。月落波心,竹炉香茗,霜天寥廓,万籁无声,更觉滤尘脱俗、了悟人生。“林园无俗情”,触景生情,情景交融,怡情悟性,寄畅园的妙处,在其清幽高逸的意境。

  无锡园林崇尚天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筑梅园,杨翰西造横云山庄,王禹卿、陈梅芳建蠡园和渔庄,都是融园林于天然山水,“为天下布芬芳”。近年无锡园林的成功之作是“兰苑”,运用了传统的借景手法,又揉合了日本式园林的洗炼、哲理,坐着品茗,山谷幽兰,暗香徐徐,誉为“人间仙境”,一点也不为过。

来源:太湖明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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