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位于淮河下游地区，苏北平原中心地域，是江苏省省辖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平原广袤，有大运河、里运河、废黄河、盐河四条大河穿城而过，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镶嵌在她的西部。

　　历史上的淮安曾称之为淮阴、楚州，其属地也与现今有异，曾有“淮上江南”、“壮丽东南州”、 “运河之都”等美誉。

　　历史先声：邗沟与甘罗城

　　1954年，考古学家在今盱眙与泗洪交界处的怀洪新河尾闾，下草湾引河北坡，发现了一段人类股骨的化石。据研究，这是一块距今约4～5万年的晚期智人——新人的股骨，其体质形态已经十分接近现代人;1981年，考古学家在下草湾附近发现了一处细石器文化的遗址，据分析，这是下草湾新人的文化遗址;1951年，考古学家在今淮安区宋集青莲岗发现青莲岗古遗址，并命名为“青莲岗文化”。青莲岗文化距今约有六七千年历史，是江淮地区母系氏族繁荣阶段文化的典型代表……

　　春秋后期(公元前486)，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的需要，开通了从扬州到现在淮安区末口的邗沟，于是长江与淮河被连通起来了(邗沟后来还成为大运河的一部分)。淮安原本水系发达，邗沟的开通，使淮安成为当时南北交通的要津。

　　秦灭楚后，相传淮安是上卿神童政治家甘罗的封地，并在此建起了淮安历史上早的城市——甘罗城。历史上城市的形成，往往是因便于生存发展的一些偶然因素，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甘罗城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处，它的崛起意味着淮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地灵人杰。到了汉代，淮安这块土地上便出现了两位的历史人物。

　　汉代双杰：韩信与枚乘

　　汉代的淮安出了一文一武两位历史文化名人，犹如双子星座，闪烁在淮安历史文化的星空。他们一位是“冷兵器时代杰出的军事家”韩信，一位是以《七发》开汉赋先河的文学家枚乘。

　　韩信(?一前196)，淮阴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在楚汉战争中，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战场上的韩信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屡建战功，留下了许多让人赞叹的战例，为由秦末的纷乱而走向重新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刘邦拜为淮阴侯。

　　韩信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除了他的天赋外，还与他的认真钻研与勤于创新分不开。韩信不但勤于学习，而且还善于把所学在实践中加以融会贯通地创新与运用，把它们化作真正的军事指挥艺术，以致后人把他称为“兵仙”。“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半渡而击”、“十面埋伏”、“四面楚歌”……韩信的军事智慧后来竟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而流传至今，这也足以反映出了人们对这位“兵仙”的军事智慧的赞叹与欣赏的程度。

　　枚乘(?—前140)，淮阴人，是西汉的辞赋家。汉初诸侯们喜欢在自己的宫廷内延揽人才为宾客，各种人才中，文士占有重要地位。《七发》是枚乘在吴王宫中做郎中时写下的千古名篇。

　　《七发》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看。从内容上讲，《七发》对人性作了有趣的探讨。枚乘假托了一位深处宫中的楚太子，年纪轻轻却精神萎靡。一位“吴客”——实际是他的自托——前来看望这位楚太子。在吴客看来，楚太子的病很重，太子有病在身，当然愿意接受治疗，这引发出了吴客对太子的七段陈述。这时，已经有所心动的太子浑身冒汗，病竟好了。从形式上看，枚乘的《七发》之所以不朽，还在于它在描写上的铺陈、排比方面，在结构上的夸张、气势方面，都有着不同凡响之处，因而它能在汉赋的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以一篇《七发》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很了不起的。

　　在汉代双杰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文化精神，这两种文化精神在后来淮安的历史文化名人身上都有着或浓或淡的体现，这是这韩信的勤于钻研的创新精神与枚乘《七发》的深明大义的仁爱精神。

　　唐宋兴盛：受惠运河

　　古代淮安处于淮泗交汇之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黄河夺淮形成黄、淮、运在淮安交汇，淮安成为漕运要津。由于当时江、浙都是特别富庶之地，大批粮食及生活物资要由这条交通线抵达洛阳、长安。运河的通航，极大地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唐代的淮安空前地兴盛。

　　唐代诗人骆宾王、李白、白居易、韦应物、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等都曾在淮安留下诗篇，生动地描写当时淮安的生活情景。“煮盐沧海曲，种稻长淮边。四时常宴如，百口无饥年。” (《高适《涟水题樊氏水亭》) “夜火边淮市，春风荡客帆。”(阎丘晓《夜渡淮》)……这些诗歌为我们展示的是船来船往、宾客众多，城市繁荣、农商发达、百姓安康的富足的生活情景。

　　宋代，淮安的经济文化仍在发展，漕运中枢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每年从淮南、江南、湖广路“租籴”大米达600万石，经泗州溯流入汴，进入京畿)，水利工程在全国，商业税收在汴州、杭州之后列全国第三，城市继续发展，人口不断增多。宋代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米芾、杨万里、范成大等诗人也都在此地留有诗文。

　　唐宋时期的淮安可谓是“山阳天下居要冲”，“淮水东南州”。

　　明清鼎盛：运河之都

　　明清是淮安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从行政建制上讲，明代的淮安是一个府级(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单位，管理着海州(今连云港市)、邳州两个散州(相当于现今的县级市)和山阳(今淮安区)、清河(今淮安市淮阴区)、安东(今涟水县)、桃源(今泗阳县)、宿迁、沭阳、睢宁、赣榆、盐城等九个县，其范围几乎占据了苏北的半壁江山(清时有异)。

　　因为运河漕运关乎的命脉、关乎北方的安定，永乐十三年(1415)，明统治者设立督运总兵官，来管理协调整个运河漕运的政务。明清两代的漕运总督署(相当于现在的部级机构)设在淮安(在今淮安区)。它禀承着统治者的意志，总理协调从通州到杭州的漕运，这使得淮安成了整个运河漕运的指挥中心。

　　清康熙十六年(1677)，清政府命河道总督(亦相当于现在的部级)专驻清江浦;雍正七年(1728)，在清江浦正式设立江南河道总督署，负责督办黄河、运河堤防、疏浚等水利工程。河道总督的到来，更增添了淮安这座城市的显赫，以至当时人称“天下九督，淮占其二”。

　　明清淮安的鼎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这里成了漕运枢纽。“漕政通乎七省”。京杭大运河作为当时的黄金水道，货运主要以漕粮为大宗。根据当时的漕运制度，淮安成了漕运的枢纽。

　　二、这里成了“天下粮仓”。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征收的粮食要运往北京，必经淮安，因而淮安成了当年南粮北运的中转站。明清两代都在淮安设立了“国”字号的粮仓。明永乐年间，曾在淮安建立过的常盈仓。清袭明制，曾在淮安设“国字号”的丰济仓。

　　三、这里成了漕船制造中心。漕运重要的工具是漕船。明清时期全国规模的督造船厂——清江督造船厂设在淮安。

　　四、这里成了淮北食盐的集散中心。“天下盐利淮为大。”这里的“淮”指的是以淮安为中心，包括盐城、连云港沿海在内的淮北盐场。明清的淮安是淮北食盐的集散中心，其中以涟水、西坝、河下三处为重要，它们都是盐商们的聚居之地。

　　五、这里还设有钞关。淮安的钞关设在板闸，主要收取过往商船所载货物税。据记载，明清淮安钞关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六、这里成了河道治理中心。北方的黄河经常夺淮，淮河本身也时有水患。清康熙十九年(1680)，黄、淮同时发生大水，的泗州城被淹没入洪泽湖底。洪泽湖大堤(高家堰)全长达70公里，用统一的玄武岩条石砌成，筑工精细高超。

　　经济的兴盛必然带来了文化的繁荣：

　　小说是明清重要的文学体裁，而淮安无愧是明清小说的重镇。不但有些重要的明清小说是由淮安人创作的(如吴承恩与《西游记》)，而且还有一些明清小说反映了淮安的事情(如《水浒传》)。吴承恩的大胆想象与勇于创新的精神是极其令人钦佩的。

　　清代淮安的医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的山阳医派。其中尤以清代的医学大师吴鞠通(1758——1836)为。写出了关于温病的集大成著作《温病条辨》。

　　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激发人们读书致仕的信念，文教非常兴盛，还出现像阎若璩(1636——1704)这样的学术大师。他是清考据学的开山大师之一，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明清的淮安还是美食之乡。淮扬菜系尽管源远流长，其成形与兴盛却是在明清，与鲁菜、川菜、粤菜被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

　　明清的淮安经济兴盛、文化繁荣、人才辈出，这使它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淮安骄傲：周恩来故乡

　　清末，黄河北徙，运河中断，海运、公路的兴起，运河漕运衰败了。中国社会也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这一时期，淮安在抗日战争中，出现了刘老庄新四军82烈士的群体，他们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杰出代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苏皖边区所在地，苏皖边区的行政实践，为共和国政府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建成的全长168千米长的苏北灌溉总渠从根本上解决了淮河中下游的水患。

　　这一时期，淮安同样涌现了一些历史文化名人，如甲骨文专家罗振玉、中国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人民教育家李更生、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艺术大师周信芳、现代戏剧大家陈白尘、有“东方的罗丹”之称的雕塑家滑田友、摄影家郎静山、电影艺术家谢铁骊、话剧表演家朱琳……

　　而让淮安人引以为自豪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1898——1976)。周恩来是“全党楷模”，也是淮安人民的骄傲。

　　建设苏北重要中心城市

　　从对淮安的历史文化极为粗略的掠影中，不难发现，淮安是一片为河流所滋润的沃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从历史而来，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现在，淮安正加快建设苏北重要中心城市的步伐——

　　我们强调市场的价值规律，重视充分利用资源的流动性，力争把更多的高端优质资源集聚到淮安有限的空间中来。把淮安的“运河经济”推向更具活力的“海河经济”。

　　我们强调尊重与保护淮安丰富的水资源，打造里运河文化长廊，保护我们的水文化，把城市建成真正的绿水城市。

　　我们还强调重视与保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修复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如漂母墓、明祖陵、河下古镇、清晏园、铁山寺等)，因为只有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才可能是一座真正具有人文品位的现代城市。(胡健)